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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向阳·花》:冯小刚电影为何渐失观众缘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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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余小鱼

冯小刚导演的《向阳·花》在清明档上映,影片旨在展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。然而,部分观众并不买账,认为影片情节悬浮、夸张,与现实脱节。这并非冯小刚首次面临此类质疑,此前他试水的网剧《回响》《北辙南辕》市场反响平平,还被网友吐槽“不接地气” 。

曾几何时,冯小刚凭借对都市大众生活的喜剧化刻画,精准拿捏普通观众的审美心理,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市场中脱颖而出。从备受欢迎的电视剧《渴望》《编辑部的故事》,到红极一时的贺岁电影《甲方乙方》《不见不散》等,冯氏喜剧成为了深入人心的品牌。但如今,一直“以观众为本位”的冯小刚,却与观众渐行渐远。他作品的起伏,也为当下文艺创作者带来诸多思考。

探寻冯小刚电影变化的根源,绕不开其作品的精神渊源——“王朔主义”。回顾那些经典贺岁喜剧,“王朔主义”功不可没。但冯小刚并未传承王朔反讽叙事的精髓。以《甲方乙方》为例,影片对葛优饰演的姚远所做的“好人好事”全盘肯定,对主人公帮助分居夫妻圆梦这种俗套又煽情的情节毫无反讽之意。王朔的反讽精准地戳中了时代痛点,在消费主义和商业社会的冲击下,公众深感“信仰失落”;而冯小刚只是将人物的道德感隐藏在玩世不恭的对白背后,没有进行精神层面的深度挖掘。

《甲方乙方》剧照

可以说,“王朔主义”成就了冯小刚电影,却也掩盖了其价值观上的空虚与苍白。这一问题在《天下无贼》中尤为突出。刘德华饰演的王薄拒绝偷盗集团拉拢,决定“洗心革面”。为解释这一转变,冯小刚塑造了农民工“傻根”这一形象,他坚信“天下无贼”,成为王薄转变的价值动力。然而,“做善事”过于抽象,难以让人信服,暴露出冯小刚在脱离“王朔主义”后,为人物行为辩护的能力缺失。

实际上,无论是《1942》《集结号》这样的商业大片,还是《非诚勿扰》系列爱情小品,冯小刚一直在努力理解、亲近大众,试图打造能表达公众建构性理想的类型电影。但价值层面的空虚与混乱成为阻碍。就像《非诚勿扰》中秦奋追求笑笑,与其说是出于爱情,不如说是为解决世俗问题,一部不相信爱情的爱情电影,尽显冯小刚的创作困境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《向阳·花》呈现出矛盾的状态也就不难理解。冯小刚对公共舆论热点和百姓生活痛点依旧敏锐,影片聚焦女性力量与互助,提出“善良者如何在现实中求生存”这一易引发共鸣的问题。但影片中价值空虚、混乱的问题不但没有改善,反而被放大。

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和兰西雅饰演的黑妹出狱后想重新做人,却找不到出路,甚至假扮警察去狱友老家骗钱。经过思想斗争,她们不仅放弃骗钱,还捐助老人。影片试图展现人性复杂,可问题随之而来: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,那又是什么支撑她们选择善良?答案竟是空洞无力的“想做个好人”。

这种逻辑漏洞在影片结尾愈发明显:为何高月香不砸伤偷盗集团“老爹”,他就无法被绳之以法?为何高月香第二次出狱后轻松拥有洗车店,此前却四处碰壁?孩子抚养权这一核心矛盾为何在高月香第二次入狱后自动解决?这些表面上是叙事逻辑问题,实则反映出导演未能建立起新的公共愿景表达。

电影中温暖底色的女警曾是弃婴,高月香和黑妹能得到她的帮助只是因为她碰巧是“好人”,这样的设定难以给观众带来鼓舞。曾经在“王朔主义”加持下的冯氏贺岁喜剧,本质上是解构、否定性的文化。在特定语境下,它能产出有吸引力的文本,但如今,王朔小说的语言游戏和冯氏喜剧的嬉皮笑脸,都已与时代脱节,无法准确描绘当下生活。

从这个角度看,冯小刚的电影或许已完成其历史使命。在《向阳·花》中,高月香与黑妹们面临的贫困、司法等问题,比影片中的感人、励志情节更值得关注,更应成为影像叙事的核心。对于走向共同体文化复兴的中国社会而言,文艺创作者需要与现实紧密相连,提出更贴近生活的正面建议,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观众的作品。(余小鱼)

来源: 艺评空间